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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孟宪民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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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醉爱书法,痴迷炒股,喜欢油画,更喜欢过一种真心主义、自我超越并富有张力的生活方式,我的博客主要关注书法和经济两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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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劲:于右任先生的草书历程  

2017-02-24 19:54:21|  分类: 书法油画作品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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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1月10日,一代“草圣”于右任先生在台北与世长辞,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向荒山大海长空争地,与自由平等博爱联盟”绝笔对联,这是右老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作品,也是他书法生涯的完满句号。如果说《望乡诗》抒发了他思念祖国大陆的切切之情,那么这件绝笔对联则表达了对后世人民的殷殷嘱托。历尽了一生的辉煌与艰辛,在他的笔下冲淡静穆之气凝于楮墨,静水流深,波澜不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此作长八尺,九言,以草书书写,装裱后由李普同先生题签“右老五三绝笔”,下钤“心太平室”行书印鉴。(如图1)

2015年09月08日 - 卫东 - 高陵刘卫东博客

图1  右老绝笔对联及李普同题签



        编辑《于右任书法全集》时有幸得见此作原件,所思良多,现从此作发端,就右老草书历程略陈一二。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曾说:“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眩目矣。”[1]编辑《于右任书法全集》时得见右老作品3000余件,五体俱备,形式多样,编委会同仁将所收作品以书写年代排序,排成之后,右老的书法历程便顿时呈现于眼前,蔚为壮观。尤其是他的草书,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右老的草书也历经三变:初创标准草书深得历代草圣笔意,再由平正入险绝,气象万千,及至晚岁,铅华洗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1.早期草书


  于先生学习草书始于中年。在《标准草书》自序中于先生说:“余中岁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可以为证。而在2008年第1期的《书法丛刊》杂志上刊有戴林炎先生的文章——《古今独步 卓然自立——于右任书法艺术》,文中说:“他十一岁时,初见毛汉诗写草书便引起了学书的兴趣,所写的是王羲之的《十七帖》。这是他学草书的第一步。”[2]在目前出版的关于右老的研究文献中此文是说出于先生写草书时间最早的一篇。然而,在目前所见的资料中还未发现1900年以前的于先生字迹,迄今能发见的最早的于先生墨痕就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策论试卷》,用楷书书写。戴先生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的根据或是依于先生《牧羊儿自述》所记:“太夫子又喜作草书,其所写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学写一两个,但是现在已记不得了。” 戴先生错将“十七鹅”当作《十七帖》,前者是一种图画文字,后者则是王羲之的草书法帖,差之一字,便将于先生学草书的时间提前了20多年。


  在目前所见到的资料中,于先生最早使用的草书文字是在他40岁左右的一些行书作品中,这些作品中以行书为主,偶有草书混杂,例如写于民国七年(1918年)的《延长感事诗》(如图2)中堂,正文57字,“客”、“可”、“餘”、“里”、“独”等5字使用了草字,写于民国八年(1919年)的《王维观猎》(如图3)中堂,正文40字,16字使用了草字,已占全篇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他使用草字之滥觞。


  写这些作品时,先生的书风仍在二王体系之中,只是写得更加舒放纵逸,但其中“时见浮躁乃至病笔”,“此时应是先生正在寻找自己心线之时。” [3]137

2015年09月08日 - 卫东 - 高陵刘卫东博客

 

2.研究标准草书时期的于体草书


  清末以来,西学东渐,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学习,寻找贫困积弱的中国的复兴途径,有的学人认为中国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汉字较之于西方文字的书写速度太慢。于是就有人于19世纪末提出了以“汉字拼音化”取代汉字的使用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在此以提高文字书写速度和记录效率的运动中,于右任先生则提出了“广草书于天下,利制作而兴国运”的主张。1927年后于先生将自己大量的心血用于标准草书的研究中,1932年他在南京成立了“标准草书社”,邀集同仁在深研历代草书经典的基础上,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标准,于1936年与“标准草书社”同仁集出了百衲本标准草书千字文,揭开了中国文字发展史上草书标准化的第一幕。在这时期,于先生的草书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和草书社同仁以提高汉字书写速度,利于国家建设为目的,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标准,编订“标准草书”文字,这是文字学领域的草书文字标准化的研究;另一部分则是他的研究草书艺术的实践活动,于体草书风格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


  “他自1927年前后即开始广泛搜集前代草书家的书作、论著,潜心于书理、书法之研究。”[3]92这一时期,“临王羲之《十七帖》、泰和馆本《急就章》、唐《月仪帖》、隋《出师颂》更是他的日课。”[3]92图5所示《临孙过庭书谱》当是这一时期于先生的临习之作。1924年—1929年之间所书的《总理在黄埔军校告别辞》、1933年所书的《斗口农场遗嘱》(如图6),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时于先生已研究魏碑多年,已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楷书风格,审美情趣和书法风格的转变,使于先生的书法顿时脱胎换骨,从流美隽秀的二王、欧、赵体系转向浑穆朴拙的魏碑体系,其草书也由早前的舒放纵逸变得内敛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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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凝结于先生和草书社同仁数年心血的双钩百衲本《标准草书》由上海汉文书局出版,标准草书正式公布,此后于先生的书法创作也多以草书为主,而草书文字的应用自然就以标准草书文字为主了,这一阶段他创作了大量的草书作品,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书法作品形式,对联、中堂、条幅、条屏、横批、册页、碑表,应有尽有。在大量的书写练习中,他渐入纯熟之境,经常对客临池也挥洒自如。以书法风格论,于先生此时的草书,字不连属,大小均匀,简约流畅,用笔以中锋为主,粗细对比不强,结字标准,虽线条沉厚自然,但仍写得“流而畅”,未脱历代草圣笔意,是于体草书的初级阶段。1938年书《正气歌》(如图7)、1939年书《李雨田墓表》(如图8)、1945年书《中吕·醉高歌》(如图9)是其代表。


  在这里有两个概念很有必要加以区别,这就是“标准草书”和“于体草书”。中年之后于先生将大量的心血用于标准草书的研究中,使人们觉得于先生和标准草书深深交融在一起,提起标准草书就想起于先生,提起于先生就想起标准草书。于是便有了将“标准草书”与“于体草书”等同的看法,甚至认为“标准草书”是一种书体[4]。其实不然。标准草书是经以于右任先生为代表的“标准草书社”同仁对历代草书文字正定之后形成的一套书写草书文字的规范,是文字学范畴的草书文字系统,并非书法范畴的书体。而于体草书则是于右任先生在长期研究创作中形成的一套自己的书法风格,在草字的运用上于先生大量采用了标准草书的写法,但草书的形成有源出篆隶、简存轮廓、约定成素、符号化四种方式,对于一个字由于构字方式的不同或许有多种合乎造字之理的写法,于先生在编订标准草书时只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标准为了草书的普及使用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写法,并没有否定其他正确的写法,因此在自己的草书创作中并非所有草字都按照标准草书文字书写,以标准化为目的,仍兼顾多样性,绝笔对联中“争”字(如图4)没有按照标准草书书写就是一例(按:《标准草书》“争”字作“2015年09月08日 - 卫东 - 高陵刘卫东博客”)。而且在右老所书的大量的作品中使用非标准草书文字的例子也大量存在,甚至有的草书作品中还混杂着一些行楷书写法,这就不能说这些字也是标准草书了。况且标准草书只是一项未完成的伟大工程,其标准化的草书文字体现在修订过9次的标准草书千字文中,字数有限,在标准草书所标准化的文字之外右老书写的其他草书文字是否算作标准草书,这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右老在世时已将“标准草书”和“于体草书”做了清晰的区分,他在台湾就曾给书法青年说:“娃呀!你写标准草书,不要写我!”因此,我们不能将“标草”与“于草”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于草”已随右老作古成为历史,而“标草”则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伟大工程,需要更多的后来者去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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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创变时期的于体草书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最核心观念之一,当一件事物的进入了发展缓慢的陵夷时期之后,变通、变革、创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变”和“易”是事物发展的永恒动力。1948年之后,于先生开始了对其草书的革新创变,由平正入险绝,由流畅入厚拙,夸张变形,追求雄浑苍朴、不齐之奇,渐开新境,终成一代草圣。于先生的创新变革既有艺术风格上的,又有书写技法上的,这都是可资后世借鉴的宝贵经验。其革新创变的方法可分为融碑入草、以章入今、夸张变形三个方面。


        (1)融碑入草


  “草贵流而畅”,这是孙过庭对草书特征的一个高度概括,历来写草莫不追求用笔之流动畅达。于先生写草的革新之处在于,不失流通畅达而又能雄奇朴重、变化丰富。其中,于先生在书写技法上的创变尤其值得后世学习。作为碑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于先生的魏碑楷书在中年时期已写得雄浑朴拙,成为魏碑楷书的几座巅峰之一。包世臣认为魏碑雄厚恣肆于唐楷之处就在于“中实”的笔法,这种“中实”的笔法主要体现在线条的中段,魏碑点画中段之异于唐楷处在于写唐楷时笔毫与纸面接触较少、在点画中段笔锋是聚在一起,通过提按来增加线条的变化,而在写魏碑时,笔毫与纸面接触较多、在点画中段笔锋多是是散开的(包括绞锋、裹锋、铺毫、破锋等),在提按的基础上通过使转和锋面转化增加线条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一笔之内也有粗细之变化、方向之变化、以及质感之变化,极大地丰富了线条的内涵和表现力。1948年之后,于先生逐渐将这种丰富多变的碑学线条运用于他的草书中,前人常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书法线条的丰富变化,在这一时期于先生的草书里一笔之内何止“一波”、“三折”(如图10 ),在直的线条中他通过提按、波动、裹束、散拢、或中锋或侧锋、或顺锋或逆锋使线条产生粗细、方向、质感之变化,无比丰富,在厚重苍茫与劲细峭拔之间拉开无数的线条层次;而他的曲线常由多段短直线连接而成,绝不一笔带过,丰富的笔法就在这集短线成圆弧的过程中纷纷登场,各种对立的矛盾(中与侧、粗与细、疾与迟、光与毛……)都统一于短线之连接处,将“留”与“流”完美地统一起来,变化丰富而不失流通畅达,流通畅达而又能雄奇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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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章入今


  1932年,于先生邀请王世镗从汉中赴南京切磋草书艺术,受其影响颇深,在研习今草之外他还从章草书法中泛汲取营养。王世镗和王蘧常是近世章草书家声名最著者,两人均不是单纯研习章草,在章草之外他们都有一种独特的正书作为根基,以这种正书独特的线条语言融入到章草之中,从而一改那种行楷书加隶书波挑、波磔的章草程式,从而更具古意。王蘧常虽以章草名世,但他却于篆隶用功尤勤,据其门人王运天回忆:“他练习篆隶更勤,写在报纸上,堆积如山,但是不为人写。说:‘我所写篆隶,意思并不在篆隶啊。’我们不懂,他又说:‘意思仍在真草啊,要把篆隶的笔意,运用在这里面啊。’”[5]王世镗在章草之外在汉魏碑刻上用功颇多,“他反复临写《石门颂》、《石门铭》、《爨龙颜碑》、《爨宝子碑》以及陇南汉碑。所书字纸堆满斗室之中。”[6]他的魏碑作品,大字作品生拙朴厚,小字碑志宛若北朝时物,他将碑学笔势融入章草之中,骨骼挺拔,沉稳厚重,拙朴古雅之气凝诸笔端。


  以篆隶魏碑的线条入章草,是王世镗、王蘧常诸先生的成功之处,而以章草入今草在历史上也不乏成功之例:“那位行草书写得怪伟跌宕的杨维桢,在他的行草书中时出章草笔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妙境。杨氏是极聪明的诗人、书家,他的作品不是章草,但吸取章草笔意。”[6]明代的宋克也“把章草、今草、狂草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草书风格。这无疑是书学史上的一大进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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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右任书法全集》中就收录了一件于先生临写的章草《急就章》,在章草中参以碑学意趣,生拙古朴,自然活泼,他也能用章草创作,“从先生1934年(56岁)所书《吴兴周庆云墓表》(如图11)、1940年(60岁)时所书的《杨仁天先生墓志盖》看,于先生已自然进入古今章草书家之列。”[3]122
  
  不是为写章草而研习章草,而是在章草中提取有用的要素,运用在自己的草书之中,这是于先生的高明之处。于先生提出的标准草书“四忌”中的“忌眼多”与章草之笔画简洁、气象高古实质相合;在他的草书中常有具有章草意味的波挑和波磔出现,尤其是末笔捺画波磔尤为明显;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吸收章草字字独立、不作连绵之节奏,用于自己的草书中,写出一派静穆之气。历代以来的今草虽字不连属,但上字之末笔总有向左下伸展欲与下字之起笔呼应之势,笔虽断而意实连,行气上虽不若狂草之奔突起伏,但仍绵绵不绝、节奏跳荡。而在于先生古稀之后的草书中,往往将一字之末笔或回锋敛势,或指向中宫,绝少与下字呼应,这就使草书的节奏大大地降低了下来,气息自然就娴静浑穆起来了,这样的节奏与气息在草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如图12)。

 

2015年09月08日 - 卫东 - 高陵刘卫东博客


   
   
        (3)夸张变形


  变革时期的于右任先生草书结字就可以用夸张变形而得不齐之奇来概括。


  孙过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道出了书法结字的两种方式,“平正”和”险绝”。德国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也曾做过这样的实验,给出稍微有点儿不对称的图a和d(如图13),人们往往由两种反应,一种是看到了对原形的不对称性加以削弱的图b和图e,另一种则看到了对原形的不对称性加以夸张的图c和图f[8]。

 

2015年09月08日 - 卫东 - 高陵刘卫东博客


   
        这两种反应体现在书法结字上就是孙过庭所说的初学分布时期所追求的“平正”与稍后的“险绝”。b和e因削弱了不对称性因损失掉了艺术形象的丰富元素故而“平正”,这种“平正”在艺术上是初级的、简单的“平正”;而夸张了不对称性的e和f则因其更加不对称(不齐)而使艺术形象丰富奇特,得不齐之奇,因之“险绝”。


  具体的讲,于先生的夸张变形有这样的几种方式:
  夸张字内空间的疏密关系;
  夸张结字的收放关系;
  夸张用笔的粗细对比关系;
  夸张各部件的斜正关系;
  夸张字与字之间的对比关系等(包括轻重、大小、收放);
  从而使他的草书随意生态形象鲜活。即使是临习之作于先生也不刻意追求形态肖似,而根据自己的意图对原帖加以改造,法古开新,是在继承同时的再创造。如图14就是于先生这一时期临习的王羲之《十七帖》,由先生哲嗣于中令收藏,夸张变形,参以己意,不为原帖字形所缚,虽临王书但仍是于氏手法。

2015年09月08日 - 卫东 - 高陵刘卫东博客


   
        4.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晚年于体草书


  “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图15)这是于先生晚年写给他的儿子于望德的一件手札《写字歌》,这是于先生晚年书学思想的凝练概括,“纯任自然”、回归平淡是于先生晚年草书的特点。1958年所书《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1959年所书《唐寅题画诗》、1960年《与佛生草书联》、1961年所书《百字令·题标准草书》以及绝笔对联是这一时期于先生草书的代表。尤其是绝笔对联,大巧若拙、静水流深,在最平淡处见最丰富,起首“向”字之“2015年09月08日 - 卫东 - 高陵刘卫东博客”,一笔之内折笔十余次(如图16),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在绚烂之极处归于平淡。

 


   
  回顾于先生一生的书法历程,由二王、欧、赵入魏碑,成为碑学书风的巅峰,在魏碑书法最为辉煌的时刻又以民族社会之振兴为担当,转而创编推广标准草书,因研究草书而写草书,他融碑入草、以章入今、夸张变形,他所掌握和开创的书法语言简直丰富无比、绚烂之极!如果说于先生草创标准草书之时的草书是为“平正”,变革时期的草书是为“险绝”,那么他晚年的草书就是历经“险绝”之后的“平正”,是“通会之际”的炉火纯青。“人书俱老”是于先生晚年草书的最大特征,他的草书之“老”,不是衰老、不是老态龙钟,而是如《书谱》所云之“通会之际,人书俱老”[9],是历尽探索之后的融会贯通,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式的“纯任自然”地挥运。先生晚年草书,锋芒敛尽而真力弥满,大朴不雕,由巧返拙,粗细、疏密、收放之对比逐渐弱化,但这种弱化不是简化,虽然“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但依然“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只是将复杂的变化“迅速”、“轻快”地完成,丰富的变化隐于平淡的气韵之中,不经意处妙天然,及“中和”之大美。
   
   
  于右任先生作古已经49年了,这位“落落乾坤大布衣”以其独特的艺术精神和书法作品,以及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创立的标准草书,在现代书法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也在中国文化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于体草书,融碑入草,极大程度上丰富了草书线条的内涵和表现力,以章入今,开创了持重稳健的草书节奏,夸张变形,形成了随意生态、拙朴雄奇的草书结体,在二王、旭、素之外开创了一个新的草书流派,无愧于“旷代草圣”之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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