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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 吴昌硕［书法生涯］
吴昌硕的楷书，开始学习唐代（公元618--公元907年）颜鲁公，隶书学习汉代石刻，篆书学习石鼓文，吴昌硕的行书，学习黄庭坚、王铎风格。吴昌硕的篆刻，今天学习的人很多。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庐从1898年开始就向吴昌硕请教，并向日本篆刻界介绍，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吴昌硕的书法创作中，无疑以篆书、行草为主，但吴昌硕学习隶书的时间并不短，在青年时期便曾临习汉碑，如“张迁碑”、“嵩山石刻”、“张公方碑”、等，同时又受到邓石如、吴让之、杨见山等人的影响，笔法近似杨见山，他在三十五岁时书的一幅隶书还是“张迁”的风格，结体方正，用笔尚拘谨、小心。吴昌硕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已变长，取纵势，如这幅“奉爵称寿，雅歌吹笙”，用笔雄浑、饱满，从一些线条看，具有篆书的痕迹，可以说这时吴昌硕早已将篆、隶溶为一体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目。
吴昌硕的楷书遍临《汉祀三公山碑》《张迁碑》《嵩山石刻》《石门颂》等汉碑。中年以后，博览众多金石原件及拓本，选择石鼓文为主要临摹对象。数十年间，反复钻研，并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为满足，参以秦权铭款、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文字的体势笔意，故所作石鼓文凝练遒劲，自出新意，风格独特。60岁后所书尤精，圆熟精悍，刚柔并济。喜将石鼓文字集语书写对联。晚年以篆隶笔法作草书，笔势奔腾，苍劲雄浑，不拘成法。
吴昌硕书法解读：《西泠印社记》
《西泠印社记》是吴昌硕71岁时为纪念西泠印社成立而书写的碑文，辞章与书法俱佳，是吴昌硕人书俱老时期小篆艺术风范的杰作。
吴昌硕，是我国近代艺术史上一位在书、画、印三方面均开一代风气的大师。就其书法而言，出入秦、汉金石碑刻，篆、隶、行草各体均臻极高的艺术水准。在清代书坛上，特别是在篆书领域内，吴昌硕堪称是一座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峰。他早年依傍杨沂孙和吴大澄，曾临习《泰山刻石》和《琅玡台刻石》等小篆名品，后出入邓石如和吴让之。最终专攻《石鼓》，用笔浑朴厚重，恣肆烂漫，如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结字茂密紧凑，正奇互用，在体势上右肩上耸，参差错落，个性极为鲜明。在分布上疏密有致，避让得宜达到了雍容端庄的效果。用墨则以浓湿为主，饱墨铺毫，意韵生动，有时墨尽笔枯，更添苍茫朴拙之趣。吴昌硕在篆书可能的范围内，将书写性发挥到了极致。为传统篆书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境界。吴昌硕篆书的《西泠印社记》，可以说是体现他这一崭新境界的典范之作。
下面从用笔、结字和章法等方面对《西泠印社记》进行具体分析，使我们在临习这一范本时，做到胸中有数，有的放矢。《西泠印社记》在用笔上，打破了秦汉以来小篆笔画一味均匀的惯例，明显地增加了提按动作，行笔速度也有缓急之别，使线条呈现出粗细的变化，采用中锋、侧锋、藏锋和露锋等相结合的用笔方式，使线条形成多形状、多势态的的笔画，笔力雄健、笔意恣肆，毫无雷同之感。这在吴昌硕之前的篆书都是不曾有过的用笔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书写时融入了隶书和楷书的笔意。因此，我们在临习时，首先要明确其笔法的基本特征，体会吴昌硕篆书在起、行、收时丰富多变的手法。
在结字方面，《西泠印社记》也不同于传统小篆匀称平整的结体特征，而是采取了结体错落的结字法则。大篆在结字上似乎也存在着参差错落这一特点，但不够明显，总体上依然追求的是均衡之美，而吴昌硕在《西泠印社记》中把结体的错落推向了极致，使其篆字显现出跌宕多姿的字形特征。可以说，对小篆这种在结字上的改造也是吴昌硕的独创。此外，我们在临习还要注意不宜过于强调垂脚，中宫也不宜偏上，要有“蜾扁”之趣。
作为一篇纪事文章，《西泠印社记》是写在大约高宽为4:3的界格内，因而在章法上整篇排列整齐，气度连贯。临写此类章法的篆书要注意字不要顶格，四周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作为行距字距，格中每字大小形态也要略有不同。这样，才能在通篇整齐的章法中显现出变化来。（仇高驰撰文）
吴昌硕（18448.1 —1927.11.29）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等，汉族，浙江安吉人。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吴昌硕的艺术别辟蹊径、贵于创造，最擅长写意花卉，他以书法入画，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章法融入绘画，形成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敦厚老辣、纵横恣肆、气势雄强，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画面用色对比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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